周作人的佚文，雖經陳子善、張鐵榮、鄢琨諸先輩鼎力搜求，已編成煌煌數巨冊。但因周氏常常變換筆名，有興趣藏匿著者信息，故其佚文的考求難度甚年夜，散佚掉收的仍有不少。周作人掉收的佚文為何這般之多，他暮年在談到未成集的《真談虎集》時說：“可是由於我是主意中庸的，有的對于小我或是進犯特殊粗魯的就一概不曾支出……”[①]這或許僅是緣由之一。在我看來，周氏掉收的佚文，年夜致有三種情況：一是礙于各類人事膠葛，不克不及裸露真正的成分的；二是分歧他所謂“中庸”思惟的；三是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他雖曾一度取得頒發著譯的權力，但不克不及以此前為人熟知的簽名頒發作品。
筆者經由過程瀏覽周作人早年日誌，發明了他在江南海軍書院時代觸及胡韻仙入學事務的幾篇佚文線索。1903年5、6月間，江南海軍書院因胡韻仙作文而惹起的風浪（下稱“胡韻仙事務”），雖不比此前南洋公學和東京留日先生入學事務影響宏大，但經周作人之手揭諸報端，它激發的書院與媒體之間、書院外部師生之間、先生之間的各類猜忌和斗爭，為我們察看清末新舊思惟的交兵及“新常識群”[②]的生長，尤其是對清楚周氏晚期的思惟、特性、體裁，供給了一份可貴的史料。
現將這些佚文及相干文獻，依照時光次序照錄如下，并對此中觸及的人、事，作力所能及的考辨，以期能對研討周作人晚期的思惟、生涯有所補益。同時，也盼望學界同仁可以或許對拙文的缺乏與錯誤，提出補正看法。
一、周作人在海軍書院時代的佚文及相干文獻
周作人1903年4月28日日誌寫道：
晨起，方整裝擬往城南，忽江尚祜君匆遽來白，云韻仙因昨作《穎考叔茅焦論》，大罵那拉，駕駛先生監責之，事年夜破裂。予亟馳往，韻仙已退往，整理衣裝，有入學之勢。予在彼處坐至午回。下戰書因游有稟制臺之言，予等四人至誦堂磋商方略，約二下鐘共出門，往盧龍山僻處一游，日暮始返。燈下作函三通，其一陳述《蘇報》總撰述，又二函系罵紹興山陰縣書院總理錢繩武無禮及勸達材書院代表周德鈞拒錢之請求，至三鼓始了，已倦極，就枕即成睡矣。韻仙事有告終之勢。[③]
第二天日誌又寫道：“上午作論二首。看《世界十女杰》一冊。午韻仙邀往談許久。下戰書看《權力競爭辯》，又同李昭文出館往韻仙處。”薄暮“同江際澄往草地，談少頃回。看《平易近約論》。夜十下鐘睡。寄上海、紹興三信。”
這兩日日誌，除供給了周氏佚文的主要信息外，其他如周作人與胡韻仙的特別關系、瀏覽的書報（如《平易近約論》）、周作人給其他書院信函等，都為懂得、判定《蘇報》所刊周作人佚文及相干文獻，流露了很是主要的參考信息。
周氏4月28日（舊歷，下同）所作“三函”，其一明白是寫給《蘇報》的，並且于29日寄往上海。那么，《蘇報》能否頒發了這封信函呢？
查4月29日以后的《蘇報》，公然在5月2日的《蘇報》“學界風潮”欄中，有一篇題為《函述江寧海軍書院之腐朽》的報道，全文如下：
讀貴報“學界風潮”一門，未及一月，入學已稀有起。我公民另有自力不羈之氣質，不堪忻躍。然先生之抵禦力，雖驟增至這般之高，而蠻橫固執之壓抑猶不少減，聞之深可仇恨。間從友人來札或得之目睹，得知江南海軍書院腐朽之情況，筆之于此（此不外非常之一，其余得空不及記矣），敢看登之貴報，認為國內志士告。
海軍書院者，南清獨一之年夜學而最好之奴隸制造廠也。光緒十三年始倡議于曾國荃，總其事者為桂嵩慶。桂貫以壓抑手腕待先生，如辦保甲局，然一時頗稱到手。其后諸人接辦，皆師其故智，無所增減。至辛丑方碩輔來蒞事始，極少變易。方素講道學而又最愛錢，委其事于諸委員，自掉臂問，惟持籌握算，從事于經濟，錙銖必較，纖屑無遺，攫數萬金而往。當時，委員如先生監某某諸人，皆陳腔濫調名家，老拙之最有名者。方與以全部權力，故堂事廢弛達于頂點。次年張之洞署兩江總督，方百計運營，得調美缺，而舉黎道錦彝以自代。黎年尚少，似有復興之象，經張督派赴japan(日本)查詢拜訪水兵章程，三月始返，表面頗欲改進，而回國已久，毫無舉措，想將付之空言矣。然即便黎果能整理，恐亦有效，何也？堂務之壞在內里而不在概況，教員先生實為最有關系，章程尚為其次。黎接事后，雖盡斥老拙而代以別人，但任非其人，驅狼進虎，其害更年夜。機關迷信生監湘人某忠誠長者，不□僨事而深畏老班，遷就過分不免難免養成老先生嬌縱之習慣。至于帆海迷信生監蜀人游某某（即所謂駕駛監視游山君者也），傲慢無禮，深可痛惡。其初來，頗得人心，擁戴之者頗眾。二三月以后，乃漸出其獨裁手腕，以魚肉先生。其視先生，曾奴隸犬馬之不若，鞭斥辱罵，無微不至。又專權妄作，即分不該為之事，亦肆其干預，骎骎有專主全校之勢。其權勢之年夜，手腕之辣，實有令人駭盡者。黎年幼無知，一任其為之，遂致年夜權旁落。游來校只三四月，橫行霸道已這般之甚，未來不言可知，恐腐朽之情狀必有十倍于方之時者。此時校中先生，雖尚昂首帖耳，聽其叱責，然全校入學之期，亦不遠矣。時至本日，學界風潮日就急劇，遍地黌舍皆有活動，海軍書院豈可任其蕭瑟！故敦促之，馳驟之，殆欲激起其自力之心，使表演至奇之劇，認為學界生色。鼓已擂矣，燭已明矣，諸公默坐，以待不雅劇可矣。
不才素愛公民，于先生尤為加敬。本日吾中國只此多數之書院，舉國所盼望者，亦只此一舉。況海軍書院之游某，與予尤有關涉，何忍暴吾公民之過惡認為快！然聞之，良言順耳利于行，忠言逆耳利于病。目睹學界之壞而紛歧言，吾尤不忍，故敢不辭詞費，一剖明其病狀，非逞看法之私，實愿有其責者知而改進之；一變其奴隸教導為公民教導，養成公民之標準，以再造吾新中國。此則不才之微意也。
崇明鄒質夫由金陵來稿[④]
緊接著5月3日《蘇報》“學界風潮”，又刊一篇《再述江南海軍書院之腐朽》：
作函甫竟，本日忽起極年夜之風潮，深可仇恨痛哭，敬敢續告。
海軍書院駕駛監視游澤寰，常日壓抑先生，已非一次。四月二十七日，該堂華文作業，教習出《潁考叔茅焦論》題，中有胡君俠畊者，有志之士，感歎時局，作高低論兩首，中有觸時諱者，下篇乃深切著明，并不少為粉飾。經游見之，即年夜發怒吼。越日星期，胡君往乞假，游肆其辱罵，蠻橫無禮之言，筆不堪記，并斥胡君為康黨，又謂：“你知道戊戌這年，這很多人殺頭為什么工作！”明明以殺頭，恐嚇胡君，胡君遂與之破裂。游怒不克不及平，而理本屈，無詞以對。遂老羞成怒，聲言將送縣究辦。胡君以彼無禮已極，決意入學。此事若在別處書院，必動眾怒，而海軍書院之先生，皆無賭氣，當胡君與游爭時，無一人助之者，反鼓掌稱快，歡然若雷。嗚呼，尚忍言哉？
胡君具自力之性質，與蠻橫之先生不睦，中有游之村夫張兆宣者，尤為否決。張日短（疑為“逗”——引者注）之于游前，誹語浸潤已非一日，故遂變成本日之事。張者惡棍之尤，下賤之下賤，欺負同儕，專權妄作，實為書院之年夜蟊賊。黎君若不將此輩（約有六七十人）斥退，未來一敗涂地，有決然者。蓋游雖非人，而實張兆宣為之罪魁。此事系某得之目睹，憤不克不及平，敢看錄進貴報，俾國內人士，見之使知江南海軍書院內，另有此狗彘不食之人類，辦書院者不成不知也。
崇明鄒質夫由金陵續稿[⑤]
這兩篇報道，從寫作、頒發的時光以及觸及的人事和前述日誌的內在的事務來揣度，無疑當屬周作人的文字。題名之所以署“崇明鄒質夫由金陵來（續）稿”者，是周作人生怕裸露成分，纏累本身。所以，為了欲蓋彌彰，特標明作者籍貫為“崇明”，但因函寄郵件上有郵戳作證，故又不得不署“金陵來稿”。
周作報酬何對同窗遭遇處罰，反映這般積極呢？起首，周作人對海軍書院的治理、風尚不滿，由來已久；其次，胡韻仙是周氏在海軍書院的好友；再次，最要害的是，函中述及“游有稟制臺之言”，即監視游澤寰要挾要將胡韻仙告到兩江總督那里，這對于附屬軍籍的海軍先生而言，意味著比擬嚴重的后果，于是才有周氏約同窗四人機密磋商“方略”的舉措。磋商的成果，在周氏這里，即是向《蘇報》檢舉書院的獨裁、腐朽，借報刊言論向書院施加壓力，以使胡韻仙免受處罰。而周氏的檢舉與宣揚，公然獲得了社會的追蹤關心與照應。
5月5日，《蘇報》登載簽名“海上病猿”的《記江南海軍書院胡君俠耕事》一文，引述胡韻仙為參加拒俄義勇隊給在上海“陸師入學生某君”的信，盛贊他“為國就義”“憂傷國是”的愛國情懷與反動精力。[⑥]
此文作者“海上病猿”畢竟為誰，從他對胡韻仙等為參加義勇隊這一事務這般熟習的水平判定，此前不久從陸師書院入學到上海，參加愛國粹社的黃宗邠能夠性最年夜。此中線索，可見周作人日誌。周氏1903年4月13日日誌關于參加拒俄義勇隊一事有如下記錄：
飯后步草地，徜徉很久，始仝胡、李、江三人至洋文課堂庭院聚談，因決定義勇隊事，酌商許久，定議先由李君致信翁浩然（曾固）、王[⑦]宗邠（某）、周召期（筠軒）[⑧]諸志士為紹介。又談閑話至八下鐘始散。予又至韻仙處，看伊寫致諸人信。回后又作致年老函并代李君致翁君函。
15日又記道：“下戰書在館，作致浙江入學諸君函一紙，勸組織部隊與東京、上海響應。”“出館后得韻仙云，已函致吳稚暉。并約洋文堂聚話。”
周作人于1936年對他們昔時餐與加入義勇隊一事，有如許一段說明：
這時辰恰是上海鬧《俄事警聞》的時辰，組織義勇軍的活動很是熱鬧，這幾個先生住了兩年黌舍，開端覺得煩悶，對于作業與學風都不知足，同時又受了反動思惟的沾染，所以想要運動起來。他們看往，這義勇隊就是排滿的別動隊，決計想投出來，成果找著了吳老頭子請他收留，……不外這件事的終局我仍是記得的，過了幾多天之后接得吳公的一封回信，年夜意說諸位的意思甚好，俟組織停當時，當再奉聞如此，后來義勇軍不曾成立，這題目天然也告終了。[⑨]
由此可知，李昭文、胡韻仙之前給黃宗邠、吳稚暉等滬上志士寫信懇求參加義勇隊，而后又在黌舍變成風潮，因此黃宗邠等上海的反動志士是在此前曾經清楚胡韻仙其人，所以對其在此次事務中的遭受深表同情而實時賜與支援。
5月6日，《蘇報》又登載如下這封顛末刪省的《江寧海軍書院某君致鄒君質夫函》：
（上略）所云介弟來校一事，據鄙意似可不用，此間近狀，已非人境，弟等居此，不啻暗中天堂，平昔雅不欲過為指責。今有不得不為兄告者，堂中著重華文，已成積習。頭班先生與二三班有奴主之別，頭班享有特殊之權力，有盡年夜之權勢，新班則供其蹂躪欺負，其情況非人所能堪。且先生中流品紛歧，雖有志之士不勝枚舉，而惡棍及老邁，居非常之九。那時有“難民營”、“養老堂”之名，此中如高某，尤為惡棍之尤。不知何處出生，僥幸進校，儼然自豪，恃頭班之勢以欺人。其余則地痞棍徒有之；竊賊有之；身家不潔白者有之；與優伶為友、至廢寢食者有之；吸鴉片煙者有之；酗酒淫賭者有之；脅肩誚笑，奴顏婢膝、看委員之一顰一笑認為榮、以魚肉同儕者有之；下之至賤至辱之□類，不足掛齒舞蹈教室者亦有之。弟不忍言，亦不屑言。此輩吶喊于庭，叱咤于室，如進博物院中，無奇不有。弟等自力無援，受其冷嘲熱罵，已非一次，徒以家貧親老，不得不暫為託足之計。傀儡奴隸書院，何足迷戀？兄常日既深知其弊，何忍納愛弟于暗中之獄乎？以弟之見，不如愛國粹社為佳，其他上海各黌舍雖遜，然總萬倍于此。弟近已有往志，后當再圖機遇耳。吾輩身無傲骨，斷不克不及隨波逐流，共徵逐于酒食之場，以博若輩之歡心，而又傲然自力，勢必至為集矢之的。近日新總辦蒞堂，若輩極少斂跡，不敢公開歌頌叫嚎。然斬草不除根，后必復發。故弟此刻擬坐不雅消息，如總辦外加頓作而不盡往先生，弟當決意告退矣（下略）。
信后原注，信中所舉先生之流品，皆實有其人，以礙于書院之聲譽，未便臚舉以實之，兄想必會心，未幾疑矣。[⑩]
既然“鄒質夫”就是身在海軍書院的周作人，就不難猜想這位海軍書院的“某君”，要么就是海軍書院“四人小組”[11]中的其余三人（李昭文在書院的作文和主要信函，往往由周作人代寫，故可消除），要么就是周作人自己。但據我的揣度，這位“某君”是周作人自己的能夠性很年夜。所謂海軍“某君”致鄒質夫函，不外是周作人自導自演的一出“雙簧”。這頗讓人聯想到五四文學反動中錢、劉所演的“雙簧”，其創意能夠來自周作人的早年經過的事況。[12]
我之所以揣度此函為周氏所作的依據，一是函中對“高某”（即高先澍）的批駁，其憤激之情與隱喻的方法，與周氏1903年3月3、5、6日日誌所載事項若合符節。[13]周作報酬何對高先澍這般懷恨在心？周氏從那時的日誌、信函到暮年的回憶錄，都對之不克不及放心，其緣由是高先澍昔時的撒野罵街，其事端雖是由周作人的同班同窗吳志馨惹起的，但被目為“康黨”的周作人卻成了撒氣的對象：“這由於是高某的宿舍適在我的貼夾壁，所以他居心這般，是罵給我聽的。日誌里也就沒有明寫，只以隱喻出之，對于其人的品德倒亦是合適的。”[14]此次本為支援胡韻仙而檢舉書院之腐朽，周作人趁便以高先澍之惡棍操行，來例證書院腐朽，可謂一箭雙雕。且此函家教所云“所舉先生之流品，皆實有其人，以礙于書院之聲譽，未便臚舉以實之”，與周氏日誌和回憶錄的說法完整分歧，這闡明周氏很是顧忌進犯“高某”的線索被曝光。二是函中“斬草除根”的說法，與周氏3月26日日誌中針對書院改造的措辭非常類似。[15]三是函中“弟近已有往志，后當再圖機遇”的說法，與1903年3月21日，周氏兄弟因“散佈”弘文學院先生入學新聞，遭叔祖批駁后，周作人日誌中所說“我誓必脫此羈絆”“行當入學返里，志已決矣”，也相吻合。
別的，該函仇家班先生欺負低班先生、書院風尚廢弛的描述和對黎總辦改造書院的等待，都與周氏日誌的記錄在內在的事務上分歧，甚至在文句、作風上神似，故可揣度，此函出自周作人之手的能夠性很年夜。
原來寫日誌頗勤的周作人，自1903年4月30日至7月14日，未留一字。而他在7月15日自訂“紀事體”日誌的“廣告”中，特地正告能夠偷閱其日誌的行動。[16]
周氏之所以將他在此次風潮中這般主要的事項，不記進日誌，是由於他之前在海軍書院的經過的事況[17]，使他預感到日誌所記事項能夠泄露而招致禍根。我們經由過程下文將要提到的一則文獻獲知，周作人在《蘇報》檢舉海軍書院腐朽內情的公然函，惹起海軍書院治理者的猜忌，他們一度請求《蘇報》供給“鄒質夫”的真正的成分而與之“對證”。據我猜測，由于周氏和胡韻仙的密切關系，他成為書院重點猜忌的“內鬼”之一。所以，此函經由過程海軍書院先生向“崇明”人“鄒質夫”致函這一特地假裝，一方面經由過程設置這種障眼法，讓人感到“鄒質夫”確不是海軍書院中人；另一方面，又經由過程海軍書院“某君”，借答鄒質夫訊問書院狀態，而再次順勢檢舉海軍腐朽情況，讓人不感到是書院中人專為胡韻仙助陣。
周氏向《蘇報》檢舉海軍書院的腐朽狀態，年夜的佈景是呼應那時風起云涌的學潮，但更急交流切而詳細的念頭，則是為了好友胡韻仙免受書院懲辦。所以，他們確當務之急，是要揪出此次事務的禍首罪魁。
正如前文所述，海軍書院腐朽之地點，不只在總辦、監視等治理層一端；先生傍邊惡棍如高先澍、張兆宣者，年夜有人在（即所謂“六七十狗彘不食之人類”）。胡韻仙在此次事務中之所以遭到游澤寰屢次辱罵、恫嚇，以致變成事務，在周作人看來，重要是張兆宣等挑唆離間、煽風焚燒、助紂為虐的成果。並且，尤其令周作人等“憤不克不及平”的是，像胡韻仙如許的發蒙志士，在遭遇固執、獨裁學監的侮辱時，竟被他的平輩青年看成“示眾的盛舉”。這對于周作人的安慰，與乃兄在仙臺不雅看幻燈片中同胞遭砍頭的情形類似。他們看來，在此次事務中，“蓋游雖非人，而實張兆宣為之罪魁。”于是，張兆宣被看成此事務的禍首罪魁而遭到言論的訓斥。
不久前才從南京陸師書院入學，隨章士釗參加《蘇報》的林懿均[18]（1881—1951），在5月8日的《蘇報》上頒發了《責海軍先生張兆宣書》。林懿均也是江南陸師書院入學風潮中的積極分子，他講明是從5月3日《蘇報》所載鄒質夫揭穿海軍書院腐朽情況的文章中，知悉張兆宣是此次事務的禍首罪魁。但顯然，包含林懿均、黃宗邠、章士釗等從陸師入學到上海的保守青年，都與此次事務確當事人胡韻仙、周作人、李昭文有親密的聯絡與協作，不然，他何故得知張兆宣與胡韻仙“素以不睦聞”等隱情。林懿均在此公然信中，除了批駁張兆宣助紂為虐的惡敗行為，還對他曉以年夜義，勸其“趕速悔悟，結合胡君及諸同窗以屏逐游某，不獲則必沖決此奴隸之奴隸之范圍以圖自力”。
林懿均之所以這般支援飽受壓抑之苦的海軍書院先生，除了他能夠與胡韻仙存在小我友情這一原因之外，林在陸師書院的相似遭受是其主要動因。林在陸師書院即以“談吐過激小樹屋”而遭迫令入學，他與胡韻仙可謂“惺惺相惜”，所以，在這一事務中他能與胡韻仙等“同仇人愾”。
林懿均頒發訓斥張兆宣的公然信獲得了章士釗的支撐。曾經歷過陸師書院學潮，方才接任《蘇報》編緝的章士釗，生怕讀者曲解林懿均的良苦專心，特加編者按，提示讀者，他們真正攻伐的對象是書院政府，而張兆宣只不外是一“缺乏責”“不欲不雅”的小爪牙罷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二十年后在女師年夜風潮中與周氏成為冤家仇家的章士釗，在此次學潮中，則與周氏站在統一陣營中。
固然周作人等對海軍書院腐朽內情的檢舉，從一開端采取了隱秘的揭發方法，但仍是惹起了書院治理者的猜忌。1903年5月12日，《蘇報》“言論商議”欄登載了一篇題為《敬覆江南海軍全部學長》的答函，申明“記者與鄒君亦不瞭解”，并對海軍書院某正人青提出的“欲與鄒君質夫一質是曲”的懇求，予以嚴詞謝絕。
固然胡韻仙的伴侶多方揭發檢舉，但此次風潮最后仍是以對抗者的掉敗而了結。從后續的材料來判定，胡韻仙最遲在5月25日之前從海軍書院入學，轉往陸師書院。
1903年5月25日《蘇報》所登未簽名的《江南海軍書院之鬼蜮》一文，對胡韻仙若何“被笞”“記功罰贍”，游澤寰若何逼胡韻仙為書院洗白等，作了具體報道。此文作者，從邏輯上揣度，除了“四人小組”成員外，前述翁浩然、黃宗邠、林懿均、章士釗等皆有能夠。但就作者對該事務清楚之具體、對胡韻仙情感之痛切而言，猜測起來仍是周作人的能夠性更年夜。由於胡韻仙曾經加入海軍書院，所以該文不再隱諱鄒質夫與胡韻仙的關系，明白指出檢舉書院腐朽狀態、“立意為胡生出脫”者，便是“其友”鄒質夫。
經由過程以上辨析，我們可以判斷，簽名“崇明鄒質夫”的《函述江寧海軍書院之腐朽》《再述江寧海軍書院之腐朽》的作者，便是周作人，而不簽字的《江寧海軍書院某君致鄒君質夫函》與《江南海軍書院之鬼蜮》，其作者為周作人的能夠性很年夜，但需求更多的佐證材料和進一個步驟的考辨。
二、胡韻仙事務相干人與事
（一）相干人物
胡韻仙，江西鉛隱士，初名朝棟。他與其兄胡朝梁（詩廬）都是魯迅在海軍書院的同窗。胡韻仙與魯迅同窗，魯迅從海軍書院入學后，他也因事加入。后又更名胡鼎，和與周作人一路考進海軍書院。[19]魯迅1902年赴日留學時，胡韻仙贈詩中有“好漢弘願總難侔”“回天義務在君流”“總角重逢憶昔年”“臨別江畔獨愴然”等句。可見其志向之年夜與周氏兄弟友情之誠摯。周作人曾將胡韻仙為他所寫扇面帶回紹興老家，為其祖父周福清所見，當詢知其為周作人同班同窗所寫時，祖父慎重地對周作人說：“同窗中有如許人才，不成年夜意，需要加倍用功。”周作人本身也很是贊賞胡韻仙的才幹，說“在我們多數的伴侶中心，沒有一小我及得他來”[20]。
胡韻仙雖命途急促，但確是一位富有反動精力和勇于舉動的志士。既然魯迅入學時，胡韻仙“因事”入學，並且“更名”后再考進海軍書院，闡明在周作人進海軍之前，胡韻仙在海軍書院已有“前科”。而他在與周作人同窗時代，仍時有“反動”思惟與舉動。除了他最后變成變亂的《穎考叔茅焦論》，還有如下幾個方面：一是向兩江總督張之洞（1902年10月20日）及書院總辦上書，力陳改造書院的提出；二是在書院組織具有提高思惟的周作人、江際澄、李昭文成立“四人小組”，常常一路會商題目；三是在海軍書院提高先生中組織“閱報社”，公費訂閱《蘇報》《年夜陸報》等提高報刊；四是組織海軍先生成立“拒俄義勇隊”，并聯絡參加上海總隊事宜。
游澤寰，絕對于胡韻仙，此次事務中短長攸關確當事人之一游澤寰的現存材料更少。從周作人等表露的信息看，我們只了解他是四川人。胡韻仙事務對他在海軍書院的職位有無影響，不得而知。但據1907年10月20日上海《申報》報道，此時游澤寰已就任上海巡警一路分局通判。此后直到辛亥反動之際，他一向擔負上海巡警總局下設分局的正巡官、閘北巡警總局衛生科長，時代還兼任過蒲肇河工稽察等職。辛亥反動前夜，報載他有被岑春煊調赴四川委用之說，但未能如愿。1912年末，他被委任為南京巡警總局長。1913年頭被選江蘇省議會議員，并任南京差人廳長。1919年1月，《當局公報》發布總統令[21]，令總統府文官甄用委員會甄用四川省長張瀾呈保的游澤寰等十三人，但未見有正式任用的新聞，闡明游澤寰此前曾在四川任過職。此后，游澤寰便從媒體中消散了。
張兆宣是海軍書院比周作人高一級的駕駛堂先生，他因和游澤寰有同親關系，且在胡韻仙事務中有不但彩的表示，備受滬寧兩地青年先生和媒體的攻伐，一度成為此事務的核心人物。胡韻仙事務后，直到1915年2月27日看到上海《消息報》關于他被年夜總統授予四等“文虎”勛章的報道，可知他從海軍結業后在水兵任職。據報載相干新聞，1918年末到1920年8月，張兆宣一向擔負水兵甘泉艦艦長。在1923年水兵司令杜錫珪槍斃林春山事務中，張兆宣也牽扯此中。從1923年到1928年北伐反動之際，張兆宣一向擔負湖鵬艇艇長。1930年2月26日，張兆宣被錄用為水兵部軍務司科員。[22]1935年6月8日，廖仲愷棺木運抵南京時，公民黨中執委請求水兵部派員到下關車站迎接，水兵部派科員丁國忠、張兆宣二員往迎接。可知此時張兆宣仍是水兵部軍務司科“科員”。[23]這是平易近國報刊上最后一次呈現張兆宣的運動報道。
張兆宣在湖鵬艇事務中的“告發”行動，似乎可以佐證前述周作人（鄒質夫）在海軍書院時代對他的責備——“日逗之于游前，誹語浸潤已非一日”。
（二）相干事項
1.胡韻仙《穎考叔茅焦論》及“大罵那拉”
由于清當局在應對俄國侵占中國西南經過歷程中表示的脆弱能幹，那時的保守青年發生了廣泛的反滿、仇滿情感。1903年除夕，馬君武、劉成禺一度在東京留先生會館舉辦的團拜見上，當著滿清年夜員頒發反滿演說。這些談吐和情感敏捷傳佈到國際，其集年夜成者，即是鄒容的《反動軍》和章太炎的《駁康無為論反動書》對滿清當局的激烈批評。固然章太炎指名道姓大罵光緒和慈禧的談吐——“載湉小丑，未辨菽麥”“榮祿既逝世，那拉亦耄”——頒發于1903年5、6月。但此前在具有反動偏向的青年志士中心，群情或大罵滿清最高統治者的談吐，曾經比擬廣泛。
1903年3月9日，周作人在同窗徐振新處看到慈禧太后及光緒帝的攝影時，他在日誌中評論說：“那拉年已七十而少好如三十余歲人，怪物乎？人妖乎？我支那之冤業也。”日誌雖只寥寥數語，但可見周作人等具反動思惟的青年，在談實時局時，大罵光緒、慈禧已非一日。
依據周作人日誌和前述相干文獻可知，胡韻仙所作《穎考叔茅焦論》是華文教習所出作文題，這原來是固執派用以施展其“衛道”思惟的好標題。但不意這一標題到了胡韻仙筆下，卻被用來揭穿統治者以“孝”來保護其統治的虛假。而他之所以在此文中“大罵那拉”，一方面與那時青年先生中比擬廣泛的仇滿情感和談吐有關；另一方面，那拉氏的所作所為，正適足佐證衛道者的“不孝”。固然胡韻仙此文未能傳播上去，但我們可以借鄒容、章太炎的進犯性文字，往想象其文筆。
鄒容、章太炎因批評清當局及其最高統治者而鋃鐺進獄，變成顫動一時的“《蘇報》案”，不難懂得胡韻仙所作《穎考叔茅焦論》的“反動”意義，也可以想象作為海軍書院先生監視的游澤寰，面臨此“年夜逆不道”談吐時的惶恐掉措。
2.周作人與《蘇報》
正如周佳榮所說：“《蘇報》是清末反動史上主要的報刊之一，‘蘇報案’更是顫動一時的年夜事，二者對于晚清政治和思潮的趨演，都有很是年夜的影響。”[24]胡韻仙事務正好是在“蘇報案”產生前兩月、《蘇報》日趨“反動化”之際產生的，《蘇報》對周作人、胡韻仙等的影響，不言而喻。
1901年（辛丑）12月24日，恰是周作人初次讀到對他影響甚年夜的《天演論》之日，他也初次讀到《蘇報》：“晚飯后年老忽至，攜來赫胥黎《天演論一本，譯筆甚好。夜仝閱《蘇報》等至十二點鐘始睡。”我們對《天演論》帶給周氏兄弟的驚喜，早已耳熟能詳，但對《蘇報》給他們的影響，卻鮮有述及。周氏兄弟“仝閱《蘇報》”且“至十二點”，闡明他們對其癡迷水平不亞于《天演論》。
1903年1月29日，周作人與李昭文、胡韻仙、張敬甫四人磋商公費訂閱《蘇報》，2月18日，周作人等收到他們所有人全體訂閱的2月1日至15日的十五期《蘇報》。從此，周作人簡直逐日瀏覽《蘇報》，尤其追蹤關心此中的“學界風潮”欄。周作人海軍書院時代日誌所記最后一次看《蘇報》，就是前述向《蘇報》陳述書院腐朽情況。
周作人固然到南京后，早在1902年頭就開端瀏覽《蘇報》，但之后在1902年這一年中，改日記中再沒有呈現過《蘇報》。而從1903年頭到4月底胡韻仙事務產生，與同窗配合訂閱《蘇報》，頻仍瀏覽《蘇報》。周作人的這一改變，一方面與他自1902年下半年以來對舊書報的瀏覽，對新常識、新思惟的接收有關；另一方面，與《蘇報》談吐開端趨勢反動，報道學潮，成為“新學界”[25]之代表有關。周作人恰是在這一佈景下，開端親密追蹤關心《蘇報》，并將海軍書院的腐朽情況函告《蘇報》，以照應這一提高潮水。[26]周作人暮年對《蘇報》之于他檢舉海軍書院腐朽的影響，也有具體的記敘：
那時講維新，還只要看報，而那時最為風行的是《蘇報》，《蘇報》上最熱烈的是書院里的風潮，簡直是天天都有的。風潮中最著名的是“南洋公學”的先生入學。以后陸續的各地都產生了。仿佛是不鬧風潮，不鬧到入學，便不成其為書院的樣子，這是很有點好笑的，卻也是其實的工作。（中略）我們四小我——即我和胡鼎，江際澄，李昭文的小組，可是感到海軍書院太寂寞了，想呼應《蘇報》，措施是陳述底細，寫信給報館往。內在的事務無非說先生的不滿足，也趁便陳述些書院的情況，倒是很老練的說法……[27]
三、海軍書院時代的“新青年”周作人
海軍書院是周作人平生中唯一正式進過的書院，而這一時代正值他思惟、特性、體裁的萌芽期。從某種意義下去說，海軍書院在周作人的平生中，具有“來源性”的意義[28]，我們在改日后日益成熟的思惟、特性、說話、體裁等各方面，都能看到其在海軍書院時代的含混身影。
（一）“急躁凌厲”的“新青年”
普通以為，“急躁凌厲”[29]是周作人五四時代浮現出來的特性特征和體裁特征。究實在，周作人特性中的最凸起兩個方面，在海軍書院時代已顯顯露來。1902年2月2日，當胡韻仙說周作人“內蘊不露，接物謙恭”，他則“啞然笑其皮相也”，闡明周作人此時并不承認“敦樸溫順”是他的“本質”。那么他的“本相”，無疑當屬“地痞鬼”的“急躁凌厲”之氣了。周作人特性中的這一方面，在海軍書院時代的表示，在某種水平上甚至跨越了他在五四時代，只不外不為人知而已。除了上文所述他在日誌中痛罵那拉氏為“怪物”“人妖”外，1903年3月21日，周氏兄弟因散佈弘文學院先生入學新聞而被叔祖嚴格批駁后，周作人絕不粉飾對作為晚輩的叔祖的惱怒，并將其保守、固執之罪惡上升到亡國滅種的高度。周作人在日誌中，也有對兩江總督張之洞、魏光燾以及書院總辦黎錦彝等，時有尖刻的批駁。
青年周作人的這種“急躁凌厲”，并不限于劇烈的談吐，更見諸其行動。1903年4月5日，周作人說他因讀《新廣東》而“拔劍起舞者再”。4月7日，他與同窗登盧龍山游玩途中，下山途經一廟，與胡韻仙進廟“毀其神，折其首”。他還介入了諸多“反動”運動。在海軍書院，他與同窗機密商討組織拒俄“義勇隊”。在胡韻仙事務之后的7月29日，他受張偉如之邀到南京城南承恩寺萬城酒樓會餐，與會者中如胡韻仙、吳鄂剛、李復九，都是書院中的活潑分子。而據周作人說，此中的劉壽昆，那時正在做聯絡反動的任務。[30]1905年2月16日下戰書，周作人被封燮臣函招，往南京年夜功坊辛漢處聚首，此中即有那時已申明赫赫的女留先生秋瑾。秋瑾此次來南京，是為活動年夜本錢家之子辛漢贊助反動。其余參會職員，應均非非等閑之輩。周作人這般介入具有“反動”顏色的青年聚首，足證他那時是一個具有反動偏向的“新青年”。是以，周作人五四時代的“急躁凌厲”之氣，是他青少年時代既已萌芽的思惟特性的天然成果，此后在“兄弟掉和”、溥儀出宮、“女師年夜風潮”等事務中都有極盡描摹的施展。至于它日后何故與其特性中的另一面——“敦樸溫順”的“名流鬼”——交兵，以致被勝過、淡化，乃是一個已被學人普遍闡述而至今難以說清的題目。
（二）“論爭”的晚期練習
荷蘭學者賀麥曉曾以“罵”來歸納綜合二十世紀二三十年月中國文學批駁的特征。[31]“罵”不只是中國古代文學批駁和文明批駁的主要特征，並且也是中國古代文學很是主要的內在的事務。
不用說，周作人平生與別人的論爭，難以計數。即便是他初露矛頭的五四之際，其文學反動的成就之一，便是與保守者的“論爭”。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周作人在海軍書院時代的這些“論爭”，不只是他小我文學史上至關主要的一個階段，同時，也是新文明活動、文學反動的“預演”與“測驗考試”。
周作人在紹興私塾、杭州“陪侍”時代和海軍書院華文課上所作陳腔濫調文等，都屬舊文學的范疇。到海軍書院后，他開端大批瀏覽舊式書報，對陳小樹屋腔濫調文等舊體裁日漸討厭，他每作華文教習布置的“論”“義”等，便覺“文機頓塞”“黔驢技窮”，遂與“陳腔濫調尊神”盡交，轉而測驗考試“新體裁”的寫作。前述《函述江寧海軍書院之腐朽》《再述江寧海軍書院之腐朽》，是今朝我們所知周作人最早的論爭性“新體裁”，但這之前，周作人已停止過這種“新體裁”的寫作練習。周作人1903年3月27日日誌中說：“予于國文未能窺門徑，常日作信，率以常言道之，并無群情，今偶作此，滔然不滿，然聊以演習罷了，后那時一為之。”第二天，周作人又給剛從浙江年夜書院入學的表妹婿車幼常寫了一封千余字的長信，他自認這種“演習”對他的思惟和文筆，都有很年夜的輔助。在正式頒發他晚期的譯作之前，周作人常常瀏覽的《蘇報》《清議報》《新平易近叢報》《年夜陸報》等這些舊式報刊，因其體裁不受拘束豪放且平易暢達，層次了了而又筆鋒常帶情感，對周作人這一代青年“別有一種魔力”。周作人在尚無頒發作品機遇的情形下，應用與同窗通訊的機遇，不時錘煉本身的文筆與“群情”的才能。這種具有測驗考試性、過渡性的寫作實行，無論是對周作人小我而言，仍是對清末文壇的全體轉型而言，都具有主要的意義。同時，這也為我們察看中國文學的古代轉向，供給了一個可貴的活潑案例。
注 釋：
[①]周作人《知堂回憶錄》（下），石家莊：河北教導出書社，2002年，第492頁。
[②]周佳榮《蘇報及蘇報案》，上海：上海社會迷信院出書社，2005年，第5頁。
[③]本文所引或述及周作人日誌，均出自豪象出書社1996年影印版《周作人日誌》（上），其每日天期均依原文，為中國舊歷。為行文便利，其詳細出處不再逐一標注。
[④]鄒質夫《函述江寧海軍書院之腐朽》，羅家倫主編《蘇報》，臺北：中心文物供給社，1983年第2版，第180頁。《蘇報》原文為豎排、繁體字、無標點，本文援用時改為橫行、簡體字，并酌加標點。有漫漶不清之字，均以□代之。《蘇報》在每日天期標注上采用西歷與中國舊歷并用的方法，本文為與周作人日誌分歧，援用《蘇報》文獻時，仍用舊歷每日天期。
[⑤]鄒質夫《再述江南海軍書院之腐朽》，羅家倫主編《蘇報》，臺北：中心文物供給社，1983年第2版，第190—191頁。
[⑥]海上病猿《記江南海軍書院胡君俠耕事》，羅家倫主編《蘇報》，臺北：中心文物供給社，1983年第2版，第207頁。
[⑦]王宗邠為黃宗邠之誤（黃、王上古都屬匣母字，即聲紐雷同，故在方言常被混雜），黃為江南陸師書院入學事務中的積極分子。據《江南陸師書院先生入學始末記》（《蘇報》1903年3月29日）所附《入學生之姓氏里籍》，黃宗邠字桂芬，湖南善化人。
[⑧]天津國民出書社1983年版《魯迅研討材料》中的《周作人日誌1903-1904》將此處三人錯以為“翁浩然、曾固、王宗邠、某園召、期筠軒”六人。“曾固”在周作人日誌中明白是翁浩然的字，可知此處擺列方法為“姓名+字號”，但（黃）王宗邠字桂芬，能夠周作人當日寫日誌時不知其字，故以“某”代之；周召期（字筠軒、云軒）是陸師書院的結業生，1902年已在japan(日本)留學。總之，這三人都與那時上海組織“義勇隊”有關系，故周作人等請托這三人代為聯絡。
[⑨]周作人《舊日誌抄》，《風雨談》，石家莊：河北教導出書社，2002年，第158頁。
[⑩]鄒質夫《江寧海軍書院某君致鄒君質夫函》，羅家倫主編《蘇報》，臺北：中心文物供給社，1983年第2版，第212—213頁。
[11]周作人說：“我們四個——即我和胡鼎，江際澄，李昭文的小組……”，他們“四人小組”在那時確切是一個小集團。周作人：《知堂回憶錄》（上），石家莊：河北教導出書社，2002年，第134頁。
[12]周作人1951年在《王敬軒的信》一文說：“……王敬軒信是捏造，這本不成題目，題目是捏造的人，據我所了解這人是錢玄同。我見過玄同的原稿，說不定還進獻過些看法……”（周作人《飯后漫筆》（下），石家莊：河北國民出書社，1994年，第8頁）。依據那時錢玄同和周氏兄弟的來往之親密，不只王敬軒信中有周作人的“進獻”，我猜忌這出“雙簧”的創意自己也來自周作人。
[13] 1903年3月3日誌：“聞隔巷冷犬，吠聲如豹，聞之令人發指，亟到同窗李君閑談，以避其囂。”3月5日誌：“夜看《夜雨秋燈錄》并《說鉿》各一帙，讀將罄，吠聲忽作，蛙叫聒耳，如置身青草塘。陶子真云：春蛙逞煩吠。”3月6日又記：“四下鐘后，先生監聽惡棍子惡少年，嗾至管輪我諸先生處搜檢，該惡棍詭稱掉物，使故作此態，以欺世人線人，而在人視之，必見其肺肝然。嗚呼！我先生乃被犬彘誣為賊，我先生乃與犬彘為伍，嗚呼！我八十人何一人無血性也。”周作人后來在3日日誌上標注：“此指高先澍罵詈也。”。
[14]周作人《知堂回憶錄》（上），石家莊：河北教導出書社，2002年，第136頁。
[15]周作人日誌寫道：“夜至帆海科仝俠耕（即胡韻仙）閑談。伊云黎總辦廿三見制軍后，即令四生（即隨往東瀛者）草改造章程之條陳，似有興趣整理，然其中積垢太深，茍欲改造，必需斬草除根，舉凡一切章程規定委員先生擯棄而齏粉之，驅除而澄清之，另立一新書院而后可，否則有益也。”
[16]周作人《周作人日誌》，鄭州：年夜象出書社，1996年影印版，第394頁。
[17]如周作人1903年1月27日給魯迅的信只寫西歷每日天期，便遭叔祖周椒生年夜加訓斥，“目予為無君無父”；2月19日周椒生截留魯迅從東京寄給周作人的《浙江潮》；3月6日，先生監視受高先澍的嗾使，搜尋管輪堂先生宿舍。
[18]該文在《蘇報》頒發時作者簽名為“愛國粹社林蠣”。
[19]周作人《魯迅的故家》，石家莊：河北教導出書社，2002年，第233頁。
[20]周作人《魯迅的故家》，石家莊：河北教導出書社，2002年，第234頁。
[21]《當局公報》，1919 年第1060期。
[22]《申報》1930年2月27日。
[23]《水兵公報》，1935 年，第73期。
[24]周佳榮《蘇報及蘇報案·媒介》，上海：上海社會迷信院出書社，2005年。
[25]周佳榮《蘇報及蘇報案》，上海：上海社會迷信院出書社，2005年，第17頁。
[26]《蘇報案紀事》對《蘇報》的轉向及影響有如許的歸納綜合：“《蘇報》之所以年夜張旗號，實始于往年（壬寅）之冬，蓋增進‘學界風潮’一門，乃年夜為閱者注視矣。說者以西北學界之多次損壞，皆《蘇報》之罪，亦未始無因。然即令有罪，而《蘇報》之所不辭者也。今年之春，《蘇報》日益發財，先持漸進主義，至此乃持劇烈主義。其所以然者，亦見中國之羞辱社會之腐朽，日甚一日，幾無可整理，遂寧冒全國之不韙，而于萬籟無聲之中，陡發此天空年夜震之轟隆。此轟隆聲旋于諸固執之頂而不克不及往，則其恐懼狂叫，謀所以覆滅之也，又何待言。由是不雅之，則潤蒲月十三日之事，不用其很是可怪也。”見羅家倫主編《蘇報案紀事》，臺北：中國公民黨中心委員會黨史史料編輯委員會，1983年，第1-2頁。
[27]周作人《知堂回憶錄》（上），石家莊：河北教導出書社，2002年，第133-134頁。
[28]彭小燕《元周作人——周氏早年日誌（1898-1906）細讀（上）》提出：周氏的日誌始于光緒戊戌年( 一八九八)，1898年周作人可算14歲，在14歲到第一次公然頒發文章的20歲（1904年）之間，周氏留給眾人的文字不算多，但究竟也可以說不少，它們是他最後的文字，字里行間有沒有一些實在深躲著周作人之“元色”的信息呢？（《上海魯迅研討》2016年第4期）
[29]學人多以“急躁凌厲”歸納綜合周作人晚期的思惟性情，這一說法最早出自1932年11月13日周作人給俞平伯的信中：“不佞自審邇來思惟益低沉耳，豈另有五四時急躁凌厲之氣乎。”見周作人《周作人手札》（上），石家莊：河北教導出書社，2002年，第99頁。在1934年周作人五十自壽詩惹起的風浪中，曹聚仁援用了這一說法，并將周作人五四之后的思惟變遷歸納綜合為從“急躁凌厲”到“思惟低沉”，即“從孔融到陶淵明的路”。見曹聚仁《周作人師長教師的自壽詩》，《申報》1934年4月24日。
[30]周作人《知堂回憶錄》（上），石家莊：河北教導出書社，2002年，第145頁。
[31]賀麥曉說：“任何瀏覽平易近國時期的文學批駁的文章，都不成防止地留意到，批駁家頻仍和等閒地答應本身應用針對人身的（ad hominem）談吐，這些談吐經常具有‘罵’的性質。那時的文學圈子激烈地認識到這種景象，很多人埋怨這種‘罵’或‘罵人’的做法。”“作為平易近國時代文學批駁體裁的一個凸起特色，在中國古代文學思惟的研討中，‘罵’的寫作應獲得比以往更體系和更多的追蹤關心。”見[荷蘭]賀麥曉《體裁題目——古代中國的文學社團和文學雜志（1911-1937）》，陳太勝譯，北京：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16年，第202-20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