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害詞：黃喬生 魯迅
1916年3月3日至16日，魯迅用13地利間抄寫校勘了40頁、約13000字的《法顯傳》，既是對本身此前大批瀏覽佛經的一個總結，也是瑜伽場地他摸索自我精力世界、苦守文明學術工作的一次發愿。
《魯迅抄校法顯傳注釋》封面
魯迅時期，釋教風行于各階級、各群體，人們從中獲取對人生悲歡的熟悉，獲得為善往惡的品德教導，并構成因果報應的信心。魯迅少時，不單在紹興市井見識與釋教有關的場景，並且在家中目擊了祖母的凄苦以及她從釋教中追求精力安慰的經過的事況。童年的記憶是一小我性命底色構成的主要元素，魯迅在家境式微后嘗到人世冷熱，人生的磨難顏色減輕，讓他對人生的艱苦和不斷定性有了更為深刻的思慮。是以，魯迅經常在文章中對釋教徒寄予同情和懂得。
魯迅在肄業經過歷程中也很受梵學的影響。梁啟超以為梵學是晚清思惟的一個“伏流”，是對清代文人沉淪于文學、音韻、訓詁等“漢學”的反撥，龔自珍、魏源、康無為等，包含梁啟超自己，都兼治梵學。崇信釋教成了時期風氣，社會上掀起了回復梵學活動。居士楊文會以弘揚釋教為己任，成立組織，刻印佛經，事跡凸起，影響很年夜，而他的重要運動地就在魯迅已經肄業的南京。
魯迅在japan(日本)留學時代，碰到倡導發揚國學、“佛法救國”的章太炎。章太炎推重法相唯識學：“法相宗所說，就是萬法唯心。一切無形的色相，有形的法塵，老是幻見幻覺，并非其實真有”，以為人如取得如許的熟悉，“才幹英勇無畏，眾擎易舉，方可干得事來”。
1914年至1916年，魯迅的日誌中關于購讀佛經的記錄良多。特殊是1914年4月到年末的9個月里，購置釋教冊本八九十部一百二十余冊，花往四五十元，占全年買書總款的百分之三四十。時代他常常流連在琉璃廠一帶，是有正書局、文明書局等店展的老顧客，日常與清末梵學魁首楊文會的高足梅光羲、釋教徒許季上等往來頻繁。
魯迅在十年緘默期大批繕寫包含佛經文獻在內的古籍。他的抄佛經不只是排解寂寞的手腕，也是學術研討的預備，是對傳統文明的傳承——良多繕寫是有打算的任務。
釋教文獻在鼓勵魯迅潛心學問方面起到了現實感化。1916年3月魯迅抄校《法顯傳》，就是一個具有主要意義的運動，這不單是對他自己一個時代購讀佛經的總結，並且是為了鼓勵他在寂寞的文明工作上更英勇精進——他從這部書中找到本身志業的精力動力。
魯迅抄校《法顯傳》手跡
《法顯傳》是法顯暮年聚會場地自述天竺求法經過的事況的著作，也稱《佛國記》，別名《歷游天竺記》《昔道人法顯從長安行西至天竺傳》《釋法顯行傳》《歷游天竺記傳》《法顯記》等。《法顯傳》論述了法顯以六十歲擺佈的高齡，從長安動身，經由過程河西走廊，橫越明天新疆境內的年夜戈壁，逾蔥嶺，取道今印度河道域而進恒河道域，即經今巴基斯坦進阿富汗，又返巴基斯坦境內，然后東進印度，穿行尼泊爾南部而達恒河下流的釋教中間地，在摩竭提國首都巴連弗邑留住三年，學梵書梵語，繕寫經律，后渡海至師子國即今斯里蘭卡，兩年后帆海東回，半途在今蘇門答臘或爪哇長久逗留，持續向北飛行，終于達到今山東半島南部的嶗山，轉由陸路南下至建康（南京）。
在建康道場寺，和尚請法顯寫出游歷1對1教學天竺的顛末，于是有了這部《法顯傳》。傳后有一段記載者所寫的後記，引述法顯的自評道：“顧尋所經，不覺心動汗流，所以乘危履險，不吝此形者，蓋是志有所存，專其愚直，故投命于不用全之地，以達萬一之冀。”并高度贊揚法顯的志業和精力：“于是感嘆斯人，認為古今罕有。自豪教東流，未有忘身求法如顯之比！”
《法顯傳》的價值，不只在于記敘了法顯小我經過的事況，更在于經由過程他的見聞，保留了一千五六百年以前中亞、南亞（包含西北亞）的汗青、地輿、宗教材料。法顯之前，真正達到印度的中國求法和尚簡直沒有。學者贊道：“故海陸并遵，廣游西土，留學天竺，攜經而反者，恐以法顯為第一人。”（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釋教史》）。
印度釋教由小乘逐步過渡到年夜乘。小乘講漸悟，講小我盡力苦修，并且不期許每小我成佛。年夜乘倡導頓悟成佛，以為只需虔心贍養，口宣佛號，一樣可以成佛，為寬大信眾開了便利秘訣，如許對社會生孩子力也不會形成很年夜的影響。中國兩晉南北朝時代鼓起的頓悟學說，就是適應了中國國情的成果，陸續有與魏晉形而上學思惟相聯合的般若學及涅槃佛性學說等呈現，宣傳“一切眾生皆有佛性”。法顯攜回建康并同佛陀跋陀羅譯出的《方等般泥洹經》（亦稱《年夜般泥洹經》或《方等年夜般泥洹經》，即《六卷泥洹》）對這一釋教教義和釋教運動的成長和擴展所起的影響宏大而深遠。
《四庫全書總目撮要》批駁《法顯傳》道：“其書以天竺為中國，以中國為邊地。蓋釋氏自負其教，其誕謬缺乏與爭。”指的是書中印度和尚把印度視為“中國”，而將法顯等所歷來的秦（漢）地視為“邊地”。《四庫全書》的編輯者猛攻儒家正統不雅念，其對釋教的立場可想而知，對《法顯傳》中一些記敘的正確性有所抉剔，也可以懂得。千余年汗青變遷，平易近族國度、宗教崇奉產生了很年夜變更，后人自難完整模仿後人所見所聞所思所想，《四庫全書總目撮要》的批駁容或切磋爭辯，但《法顯傳》的記敘對后來的汗青、地輿研討的參考價值是不容疏忽的。是以，《四庫全書總目撮要》開頭對《法顯傳》的總體評價依然較高：“然六朝舊笈，傳播頗久，其論述高古，亦非后來行記所及。存廣異聞，亦無不成也。”
魯迅抄校《法顯傳》手跡
從魯迅手抄稿的天頭上的校勘結果如“明作”“麗japan(日本)無字”，可知他用來校勘底本的版本是“明本”和“麗japan(日本)”。但其抄寫所根據的底本卻沒有闡明。猜測能夠是較為通行的宋紹興初思溪躲本，那時京師藏書樓（今國度藏書樓）有躲，魯迅借閱比擬便利。將之與他的抄稿查對教學，內在的事務雷同，只要一個差異，即京師藏書樓躲本在書名“《法顯傳》一卷”下有“通字”兩字，魯迅未抄；躲本卷末附有對書中字、詞的音、義說明，有百余個，即所謂“通字”的詳細內在的事務，魯迅也未抄寫。現存抄稿中校文二百四十余條，重要內在的事務是指出版中異字及手本中多出或缺落之字。“明”指明代刻本。明代以后的多種叢書收錄了《法顯傳》，如《秘冊匯函》《津逮秘書》《唐宋叢書》《增訂漢魏叢書》《學津討原》等，均名為《佛國記》。但張宗祥據明手本輯印《說郛》卷四題為《法顯記》。魯迅所據以校勘者能夠是明代的《北躲》。個人空間“麗”指《高麗躲》。經檢核，魯迅的校訂成果與高麗躲版原形同。“日”則指《卍（萬）正躲經》，全稱《年夜japan(日本)校正訓點年夜躲經》，又稱《年夜japan(日本)校正躲經》《japan(日本)躲經籍院年夜躲經》《卍年夜躲經》，是japan(日本)京都躲經籍院于明治三十五年至三十八年間（1902-1905），根據忍澄所校正的黃檗本，以四號活字印行的方書籍。其經目略依《北躲》，經文多從《麗躲》，經名也以《麗躲》為主，因兩者極為附近，普通稱為“麗japan(日本)”或“japan(日本)翻刻高麗本”。魯迅在校正《百喻經》時應用過：“乙卯七月二旬日，以japan(日本)翻刻高麗寶永己丑年本校一過，異字悉出于上，多有錯誤，不成盡據也。”在抄寫《出三躲記集》時也應用過，1915年7月25日日誌，晚“寫《出三躲記集》第一卷訖，據japan(日本)翻高麗本”。魯迅抄校《法顯傳》所出校文多來自麗japan(日本)，較少來自明本。
綜上，魯迅抄校《法顯傳》的意圖，猜測起來大要有：一、對本身瀏覽佛經的總結，像捐資刻印《百喻經》一樣是還愿和好事，也就是說，有將手抄底稿送往刻印的能夠；二、在繕寫《法顯傳》之前，魯迅曾經購置并瀏覽了法顯取回或翻譯的經籍，對法顯的事跡有了比擬多的清楚，是以，抄校行動可以視為對法顯取經運動表達敬意，同時也是本身的一次發愿：決計在法顯求法精力鼓舞下對傳統文明停止體系收拾。
繕寫《法顯傳》是魯迅人生一個要害時代追求自我擺脫的方式，更是一次發愿。他收藏這個為他供給愿力的文本，時或以此明志，不單在《中國人掉失落自負力了嗎》中表揚，在《拿來主義》中鑒戒，更在翻譯任務中踐行。法顯的取經、譯經運動是中國文明史上一次自動“拿來”的豪舉，而魯迅平生從事翻譯任務，是對法顯“拿來主義”精力的繼續和發揚。一百多年后，我們尋繹魯迅繕寫《法顯傳》所包含的意義，不單能看到其平生學術文明工作的一塊基石，並且能看到指引將來傳承中華傳統文明途徑的一盞明燈。
2022年1月19日于北京阜成門內